“我的摄影机不撒谎” | 深度报道作品系列
简介
本期推送是人大新闻学院唐铮老师指导的《深度报道》课程第六期学生作品。胡婧、徐展笑两位同学的《“我的摄影机不撒谎”》，关注中国独立电影的现状与未来。全文共7469字，预计阅读时间19分钟。
没人想到在《我不是潘金莲》《树大招风》等影片的竞争下，名不见经传的《八月》能够获得2016年金马奖的最佳剧情片。
《八月》的导演张大磊自己也没有想到。奖项宣布时，坐在台下的他还嚼着一颗口香糖。站上领奖台的张大磊有些手足无措。他看到主持人远远递来的托盘，佝着腰把口香糖从嘴里吐了出来，放进侧边的口袋，害羞地笑了笑：“我装兜儿吧！”
后来谈起这件西装的去向，张大磊说：“只是很简单一件西服，洗洗接着穿。”
《八月》是当年入围影片中唯一一部独立电影。
对不少人来说，独立电影可能是一个新鲜的名词。其实，观众们熟悉的王小帅、贾樟柯、娄烨等第六代导演大多都是中国独立电影的代表人物。王小帅在知乎中曾对它有这样一番解释：“独立电影并没有明显的概念界定，它涵盖最多的意味就是独立两个字。独立的存在、独立的表达、独立的观点。”
独立电影实际上是一个舶来的概念。它诞生于上个世纪的美国，指当时在好莱坞八大电影公司以外融资制作的电影，此后泛指独立于主流制片体系以外的影片。
《八月》正是这样一部影片。
它是张大磊的处女作，在开拍的初期甚至没有外部投资参与进来。张大磊说：“和人借钱或者自己家里出钱就启动了。也没考虑后果，一个挺冒险的行为。”
而王小帅对于这部电影蕴含的“独立的表达”也颇为认可。他称赞道：“《八月》是一部有温度、不矫情、很清新自然的电影。它是有色彩的，它的质感很好地体现出那个年代。”
2017年3月24日，《八月》上映了。那一年，《战狼2》以56亿元刷新了内地的票房纪录，全年的电影市场一片火爆。然而，截止到现在，曾获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的《八月》，票房仍没有超过500万元。
大磊与小雷
照得树叶发亮，地上落满了光斑，大人们在拔河。
发力的脚腕扭转向内，布鞋底升腾起一阵又一阵干燥的尘土。
“磨练的是非凡的毅力，较量的是充沛的体力！”裁判扯着嗓门的喊声从喇叭里蹿出来，和队员们拔河的口号融在了一起。突然，喇叭从裁判手里被抢走。抢去的人说，厂里的大车熄火了，要大伙一块帮忙推。
大人们一拥而上，只剩下十二岁的张小雷一个人在路边站着。
树叶沙沙作响，蝉鸣此起彼伏。小雷甩起了右手的双截棍，漫无目的地散步在夏天的阳光里。
“小雷一个人走出来在那条小路上，突然感觉到特别孤独。”张大磊回忆说。
（小雷独自走在小路上 |《八月》截图）
这是《八月》里他非常喜欢的一个场景，也是整部电影风格的浓缩。《八月》没有什么故事，它更像一个生活片段。上世纪九十年代经济变革下，国有制片厂家属院里的少年张小雷过了一个懵懂的夏天，这就是影片的全部。
电影的大部分时间都让位给了生活。滴答的雨，冒汗的额头，兀自旋转的电风扇……许许多多的平凡瞬间都被囊括在了《八月》的镜头里。或许这就是它被许多观众指责“没劲”“流水账”的原因。而由于采用黑白的影调，它更是直接吓走了一大批观众。
但张大磊说，《八月》本来是彩色的。
“如果成片是彩色的，它会更真实。但是这个电影可能不需要再从色彩上让人觉得它是有年代感的。相反，我希望观众能忽略这个事情，不想太具象地说它就是90年代，让大家去对号入座。我想让大家觉得它是和记忆有某种关联的。”
“最重要的是我在架构剧本的时候，已经判定它是一个黑白电影。黑白电影具有一种天然的简约的感觉，我觉得会比彩色更有诗意。因为它把很多太过具象的东西抽离掉了，会让人保持一种距离感。”
至于观众们对类似电影的“叙事平淡”的评论，张大磊有自己的看法：
“它们和我们的生活节奏是一样的，我们就会本能地觉得这东西太长太慢了。你太熟悉，太习惯了，就会觉得它过于‘平’。什么叫‘平’？没有惊喜，它就会‘平’。但是没有惊喜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能去感受一下它的价值或者情感呢？”
张大磊的父亲是内蒙古制片厂的剪辑师，他从小生活在影厂大院里。电影对他来说从不遥远，似乎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他喜欢听摇滚乐，披头士、滚石、地下丝绒、平克·弗洛伊德，各类杂食。年轻时的他甚至辍学组过乐队。“音乐比电影重要，音乐比电影重要得多，”他说，“我其实开始去俄罗斯没想学电影，想去学音乐。”
但正如他所说，“喜欢摇滚乐的人也得睡觉”，16岁那年，他最终还是考入圣彼得堡国立影视大学，就读于导演系。
圣彼得堡位于俄罗斯西北部，全年的平均气温只有5.2℃。每到冬季，飘落的大雪会把整座城市封冻得寂静无声。但它也是一座文化名城，普希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都曾在此生活过。有人戏称“这是一个流浪汉都懂艺术的城市”。
“念大学时独处的时间很长，就看了很多电影和书，也有了自己的时间去想点乱七八糟的，”张大磊说，“我觉得同龄人可能很少能有这样的条件，切断各种关系，完全什么都不管，就是想自己的事。”
上大学时，张大磊最喜欢的国外导演是特吕弗和小津安二郎，他将“特磊弗”作为自己的微博昵称。他说，他对电影的理解不少都来自于这些导演。“有的电影是要叙事的，需要让我们看到一个情节，看到一个生活之外的东西。可有些电影就在我们生活之内，只不过我们平常很难观察到。”
他也很喜欢苏联的电影：“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学体制，中国最开始的电影审美，可都是苏联人的。他们是很浪漫的一个民族，对一些美的事情很敏感，特别懂得如何庆祝自己的生活。”
暖阳又一次来到了圣彼得堡的上空，张大磊的大学时光非常快地过去了。毕业后，张大磊回到内蒙古老家，参加了一些剧组的工作，拍摄了一些短片，也在婚庆活动上做摄像，直到《八月》闯进了他的脑子里。
（小雷躺在摇椅上 |《八月》截图）
那是2008年的八月份，张大磊回到姥姥家。吃过饭后，他一个人躺在躺椅上，炎炎烈日照得地面白花花一片。
“我突然感觉周围的一切变得安静，好多细微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我可以毫无目的地放松，去感受时间的变化。那一刻我才觉得这种感觉是久违的，好像我们平常已经忽略了太多这样的生活的本质，已经忽略了从早到晚光线的变化。”
他有了拍摄一部电影的念头。
2012年，张大磊完成了《八月》的剧本创作。可3年的时间过去了，他还是没有寻找到合适的投资。
“它就像一个盖子一样压在我心上。”
于是，2015年张大磊用借来的钱和家里的一些积蓄自己启动了这部电影。“我只有30万就开机了。当时没想太多，只觉得片子一定要拍，只要有钱租到最基础的器材就好。”朋友们也都来帮他，全部演员和主创都是零酬劳工作。
但即便是这样，动辄几十万元的制作成本，依旧让一个普通家庭承受不起。过程中资金链几度断裂，最后还是在麦丽丝影业等公司的参与下，才最终完成。
（张大磊在拍摄《蓝色列车》）
目前，张大磊刚刚结束他第二部电影《蓝色列车》的制作。谈及电影对他的意义，张大磊非常坦然：“我不想把它太过于神圣化。就过去来讲，电影让我踏踏实实地去生活——碰到电影之后我才有了一个目标，然后踏实下来做事情。就现在来说，电影是我的工作，是我唯一会做的事情。当然还有音乐。音乐和电影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活着和生活是有区别的。吃喝拉撒是活着，电影和音乐是生活。”
独立与作者
“现在年轻优秀的导演太多了。像张大磊，李睿珺，忻钰坤这些都是很优秀的作者导演。”《二十二》的导演郭柯感叹道。
事实上郭柯也应在其列。因为除了是一部纪录片，不能加上“作者”两个字之外，《二十二》是一部完完全全的独立电影——在《地球最后的夜晚》上映之前，它一直凭借接近1.7亿的收入保持着中国独立电影的票房最高纪录。
（《二十二》海报）
《二十二》是一部关于中国幸存“慰安妇”的电影。尽管是纪录片，它也有“大磊与小雷”一样独特的“作者性”。
一反类型片的传统，郭柯没有挖掘老人们过去的悲惨经历，也没有普及侵华战争的历史。他只是单纯地记录着她们现在的生活。
郭柯说：“我从小的生长环境就让我只对老人（指慰安妇这个话题里）有兴趣。”
小时候，郭柯的父母在外工作，下班很晚，他大部分时间都跟自己的奶奶待在一起。“上学的时候，她早上给我做饭，中午给我做饭，晚上还要给我做饭。”
“比较遗憾的是我刚懂事她就去世了。当我有能力给她买一些她喜欢吃的东西的时候，她已经不在了。”
正因为这些经历，郭柯镜头里的老人们呈现出了类似题材中不常有的亲近与温柔。在《二十二》里，她们不再是那些沉重历史的证据，更像一位邻居家的奶奶。
郭柯认为，不用过多地解释慰安妇的知识：“讲故事就像数数一样，说了五六七八，自然就能联想到一二三四。”
于是，在老人哽咽道“不说了”的时候，镜头干脆地移开，不添加任何悲情渲染。郭柯和他的团队用屋里的摆设、落雨的屋檐、门外的天空等一系列空镜头，还原了老人们的真实生活。
郭柯说：“我只带现场的感受回来。”
这是郭柯的电影理念，也是独立电影最重要的“作者性”的体现。
1948年，导演亚·阿斯特吕克发表《摄影机—自来水笔，新先锋派的诞生》，为60年代法国电影新浪潮的兴起埋下了伏笔。他认为，电影是一种具有独特语言，可以自由表达思想和情感的工具。正如作家用笔写作一样，电影导演也可以用摄影机在银幕上“写作”。
由于制作于主流体系之外，独立电影往往受到较少的商业束缚，导演的表达更为自由，“作者性”也更加突出。这种作者性体现于题材，也体现于技法，不断为电影创造新的可能。贾樟柯的《小武》和娄烨的《苏州河》在早期就极大地拓宽了国产电影的疆界。
在《苏州河》中，娄烨就曾借角色之口宣告：“我的摄影机不撒谎”。
（《苏州河》截图）
但和其它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独立影片一样，由于游离于体制之外，没有正规的渠道接触观众，它们都被冠上了“地下电影”的名头，与“禁片”联系在一起。
如今，随着产业政策的完善，拍摄设备和制作技术的简化，以及资金需求的降低，独立电影的创作者越来越多。
这也是CineCina首届纽约华语电影节创办的原因之一。策展人黄悦谈到：“这些电影人不甘于讲述同一种故事，而是从他们自己的生活经历出发，去展现他们眼中的历史与现实。随着国内独立电影从地下走出来，观众们可以在各地的影展，甚至是院线，看到这些作品。”
毕赣导演的《地球最后的夜晚》斩获了接近3亿的票房——这是国产文艺片目前获得的最好成绩；文牧野导演的《我不是药神》不仅票房大热，甚至直接推动了抗癌药政策的落实。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李洋教授在其撰写的《中国新独立电影的时代到了》一文中，叙述了他对这一代青年独立电影人的看法。他说，相对于中国之前存在的独立电影，这些年轻的电影创作者将情感和社会深度的探求转移到私人经验的把握和应对上，在自我、市场和体制之间找寻平衡点。简而言之，这种新的独立电影正逐步蔚然大观。
宋文与FIRST
马凯以前是一名群众演员，住在横店月租200块钱的房子里。他爱看恐怖电影，也模仿着拍过四部短片，但都不满意。
他又写了一个剧本想要拍出来，可前四部短片已经花光了他的积蓄。于是马凯找到当年在武校读书的同学孙德强，借来了他本打算开理发店的5万块钱。不过最后成本还是超过了5万。因为男主角在拍夜戏奔跑时摔断了腰，医药费又支出了2万块钱。
但这部仅仅7万元成本的电影，在2016年被腾讯影业以40倍的溢价买走，甚至在2017年的5月份进入了戛纳的电影市场放映。它就是被称为“中国最有尊严的恐怖片”的《中邪》。
“当时我也在戛纳现场，”宋文说，“媒体就问他‘孙先生，你来戛纳什么感受？’哥们儿肯定也有点压抑，你想他本来是打算开理发店，想着没准儿还能搞个连锁店什么的。他就非常诚恳地回答记者：‘戛纳真的很漂亮，我想在这买一套房子。’”
宋文是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的创始人（下文简称FIRST）之一，腾讯影业正是在这里发现了《中邪》。尽管它不叫电影节——在中国非官办的电影节不能叫电影节——但它却被许多业内人士称为“中国最好的电影节”。张大磊也曾带着《八月》参加了2016年的FIRST，不过遗憾的是他没有从这里捧回奖杯。
（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的奖杯）
FIRST奖杯的形状很奇特，是一块通体透明的方形水晶。
“我们最初的想法是看到烂片应该有勇气举起板砖砸它，”宋文抓了桌上的水杯，佯装起拍砖的架势，“但后来大家对它也有抛砖引玉、成为年轻电影人成长路上的一块基石这样的解读。我觉得这些美好的意象不会错，我们也确实有这样的一些特点附着在这块板砖上。”
近些年，FIRST越发成为了青年导演和业界之间的摆渡船。文牧野、忻钰坤、张大磊都是由此起航，为业内人知晓。《八月》虽然没有获奖，但正是在这里获得关注，被推荐上了金马奖的舞台。
徐峥也是在FIRST做评委的时候发现了文牧野。看完短片后，他说：“这位导演应该立即投入长片创作。”于是，“药神”就出世了。
但宋文却说，FIRST的创立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我好多年前也是要做电影的，”宋文笑了，“可是在我20多岁的时候，国内电影的融资环境很差，我早期在电影创作的过程中也面临资金的困难，并且没有电影节这样的平台可以帮助年轻的作者。没想到过去了这么多年，我自己反倒做了一个电影节出来。”
（“FIRST系”一众导演在2017年的合照,第二排左二为马凯，左四为宋文，左五为张大磊）
在中国，办电影节是十分困难的。首先，如果决定要办一个电影节，那么名字一定不能是“电影节”——国内的非官办电影节都不能叫电影节。其次，对于一个民办电影节，首当其冲的困难就是资金。秦海璐在FIRST第12届颁奖典礼也曾笑谈说：“你们明年还办吗？”
这是FIRST每年都会面对的追问。
在创办的头几年，FIRST就陷入了资金短缺、无处可去的尴尬境地。标志性的事件是2008年FIRST颁奖给《光荣的愤怒》，被直接叫停。《光荣的愤怒》是第六代导演曹保平的作品。在剧本审核的过程中，电影局罗列的修改意见多达几十条，但它还是在FIRST获得了“最受大学生瞩目影片”。
停办一年后，FIRST在2010年来到了北京市昌平区的华北电力大学，但创始人宋文和李子为都觉得这不是长久之计。直到2011年联合创始人杨巍促成了与西宁政府的合作，FIRST才算落地安家。杨巍曾表示：“如果影展的独立性需要被保护和坚持，我们宁可选择永远不赚钱。”也正因FIRST独立的态度，多年以来，影展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宋文解释道：“目前来讲，中国的电影节处在一个早期的阶段，需要有一家机构愿意在研发上大举投入，所以好像我们总是很缺钱。但实际上这么多年，产业内的公司对我们支持的力度都很大，每年都有20%的增长。”
2015年，姜文担任FIRST评委会主席时曾戏言：“你们现在就把我请来了，之后怎么办？”结果2016年，FIRST请来了王家卫，当年的影展大使陈坤，也在现场接下了曹保平导演赠予的水晶板砖。
电影节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向观众不断介绍新的好电影和好电影人。“首映”自然就成了理所应当的要求。柏林、戛纳、威尼斯、奥斯卡等国际电影节都是如此。而这恰恰是国内官方电影节欠缺的地方。国内官方电影节的参赛影片大多都已公映过，因此颁奖的作用更像是“总结陈词”，而非“行业探照灯”。
相比起来，FIRST“一位导演前三部作品”的参赛要求，则保证了作品的新颖和活力。在这一点上，FIRST做到了国内官方电影节没有做到的事情，所以产生了官方电影节所不能产生的力量。
市场与未来
但市场对国内的独立电影却是严苛的。
如前所述，《八月》的票房是400多万，而2017年FIRST最佳剧情长片《北方一片苍茫》的票房甚至还不足百万。
目前FIRST主推的影片中，成绩最好的是《暴烈无声》，收获了近6000万的票房。可即便如此，宋文也只能够说：“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没亏钱。”《地球最后的夜晚》虽然将独立电影的票房天花板拉高到3亿，但代价却是惨烈的大众口碑。许多网友调侃，“这是‘地球上最困的夜晚’”。
并非人人都是“药神”，“院线3日游”才是国内独立电影的常态。
“现在一部影片一下子拿三十几亿的票房，但有些电影却根本无人问津，我觉得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现象。”2018年FIRST最佳剧情长片获得者仇晟导演说道。
“拿文学来讲，所有的媒体或者评论家永远谈论的都是严肃文学，从来没有人会谈论一本畅销小说。但是在电影领域，我们大部分媒体谈论的都是特别热门的电影。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谈论艺术电影或者独立电影，而观众也因为缺乏教育和训练，不知道该怎么欣赏这样的电影。”
宋文认为美学教育的缺失是艺术电影缺少受众的重要原因。一度，由于物质基础的不足，艺术教育、美学教育在发展中的排位一直十分靠后。
（《霸王别姬》海报）
在制片厂时代，电影是计划生产，不大需要考虑票房。这相当于国家出钱给导演拍艺术电影，于是诞生了《阳光灿烂的日子》《红高粱》《霸王别姬》等一系列出色的影片。但市场化之后，观众的品味直接决定了影片的水准。华语电影开始全面的商业化转向。张艺谋导演的《英雄》标志着这一过程的开始，而口碑越差，票房越高的《小时代》则是一个离奇的顶峰。
相比之下，国内独立电影多是作者对社会与生活的严肃思考，这样的题材直接驱赶了只想找些茶余饭后消遣的观众。而相对于主流商业电影，较低的成本又让它在画面、声音、演员等方面显得不那么精致，进一步降低了吸引观众的可能。
“国内更多的人可能认为电影是娱乐，”张大磊说，“但是在国外，尤其在西方，首先大家认为电影是个艺术。那么在这个艺术里面，它自然会有让我们娱乐的、让我们思考的，或者让我们去获得知识提高自己的。这个认识就不一样。”
但观众却有不同的声音。
在豆瓣里，《八月》有一条获得了309个“有用”的短评：从《路边野餐》到《八月》，我们的青年导演似乎总不懂得怎么把剧本写得高于生活，他们以为只要把生活的枝桠剪下一段就可以直接插进电影的花瓶——这叫偷懒。
张大磊对这样的评论也不回避，他说：“有些所谓文艺片导演的叙事确实是弱项，甚至还会形成另一个极端，觉得文艺片就要慢，文艺片就要反剧情，这不对。只要是刻意的，都有问题。”
中国电影资料馆事业发展部副处长沙丹说：“独立电影跟主流电影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从历史角度来说，就是如此。”
美国的独立电影探讨主流电影不敢触碰的话题，尝试主流电影不曾使用的视觉风格和叙事结构，一次又一次冲击了好莱坞原有的体系。同时，它们也向主流渗透，现在为影迷们津津乐道的大卫·芬奇和昆汀·塔伦蒂诺在当初都是不折不扣的独立电影人。
自90年张元拍摄《妈妈》，到04年贾樟柯一众人等在上海的电影节亮相，从地下走到地上，中国独立电影总共花了十四年。那从市场外走进市场内又如何呢？每一个默默赶路的独立电影人都在寻找答案。
（近些年上映的独立电影 | 数据源于CBO中国票房网）
在过去的演讲中，宋文曾将FIRST比作一株沙棘。他说：“你种不了一棵苹果树，但可以做一株荒漠里的沙棘，同样也能给人们带来甜美的享受。”
宋文年轻的时候总去西部，在内蒙古一带拍过很多广告。他曾在赤峰的一个企业拍摄了很久。“它规模比较大，有各种各样的厂，还有奶牛场，都在草原上。”起伏的草原立起一丛丛的沙棘树，宋文就开着车，或者远远地看，或者从它们身边经过。
“你看沙棘在沙漠里是真的挺孤独的，总是风吹日晒……我真的到现在都还特别喜欢喝它那个汁儿，有点像橙汁儿。北京就有卖，你可以尝试一下，很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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